一本微微泛黄的平装英文书，掀开海外收藏玉器国宝的神秘面纱。

        从纽约回到北京时正是初春，乍暖还寒，在玉器专家华义武的家里我却禁不住有些热血沸腾。我的面前是一本微微泛黄的平装英文书，那是一本1935年伦敦皇家艺术学院收藏的中国藏品图录。华义武指着里面的很多图片说：“这不都是玉器吗？”

        华义武没有去过欧洲或者美国，但他对大英博物馆和其他一些海外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国宝级玉器却如数家珍。听我提起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那件康熙玉如意，他几乎是张口就来：“那是圆明园的宝贝啊。一整块老坑的白玉，有半米长吧，手柄上面写的是‘御制’，下边还刻着一句铭文——‘敬愿屡丰年，天下咸如意。臣吴敬恭进’。”几句话听得我肃然起敬，虽然我在大都会博物馆曾与国宝面对面，然而我所知还不抵华义武的半点儿皮毛。“坐家而知天下事”，他也可算是“神游”过无数海外的博物馆，与那些寂寞的国宝玉器做过一番远隔重洋的“神交”了。

        大都会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的中国藏品虽然丰富，但收藏中国玉器最多的却不是这两处，华义武肯定地说：“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是世界上收藏中国玉器最丰富的博物馆。”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只有40余年历史，却拥有最丰富的中国玉器收藏，其创立者艾弗里·布伦戴奇是一位传奇人物，他曾任国际奥委会主席20年（仅次于顾拜旦），同时还是一位狂热的艺术品收藏家，收藏了大量宝贵的亚洲艺术品。上世纪50年代，他打算把自己的所有藏品捐赠给旧金山市，但要求在那里专门修建一座艺术馆加以收藏，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由此得以建造。布伦戴奇向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捐赠的1200多件中国古玉无论是从考古发现还是文化艺术的角度都是极为珍贵的历史见证。1996年，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开始了对布伦戴奇藏玉的系统研究，许多著名的中国玉器专家都曾参与其中。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玉器藏品有1200多件，而且，不乏战汉时期（从战国到东汉）的国宝级玉器。” 华义武说。

        战汉时期的玉器缘何珍贵？一说起这个，华义武打开了话匣子：“两汉之前的玉器代表君子，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那时候的玉器不会在老百姓手里，都出自公侯之家，换句话说得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当时的玉器工匠只能集中起来为少数人服务。贵族自比君子，像战国时期有名的孟尝君，实际上是一个黑社会的头儿，但他有智慧，养了食客三千，养了很多有谋略的人，所以他用的玉器都是越级的奢侈品。人活着的时候不敢露，只能身后带到地下，在地下当皇帝，和田白玉做的马拉车，全都是12匹马，皇帝才能用的规制，这也算追求时尚，只不过追求得有些冒险。玉从商周开始，就是‘君子比德于玉’，是一种高级的时尚。”

        说起无数国宝玉器都在海外，华义武并不像很多专家一样捶胸顿足或者大伤“流失”，反而十分达观。他说：“不是只有中国人才喜欢玉，全世界人民都喜欢。像欧美人喜欢的红宝石、蓝宝石，那也是一种玉器的延伸。中国古人有句话叫‘玉，石之美’，就是我们常说的模糊学，就是一种广义上的大美。”

龙门石窟的伤疤——被凿成碎块运出国门的帝后礼佛图。

        还是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我久久地站在那幅伤痕累累的北魏孝文帝礼佛图前，内心五味杂陈。从它在北京琉璃厂消失的那一天起，已经整整80个年头了。龙门石窟那块永远的空白迄今还像一个巨大的伤口忧伤地注视着每一位观瞻者。

        北魏孝文帝下令迁都洛阳后，加紧创建举世闻名的龙门石窟。到了孝文帝后期，崇佛更甚。孝文帝和文昭皇后去世之后，他的儿子宣武帝元恪继续凿造石窟，而且其工程规模更胜于其父。帝后礼佛图所在的龙门宾阳洞，是宣武帝为了纪念孝文皇帝和文昭皇后，为他们祈求冥福而特别凿造的。尽管开凿的只是一个石窟，可是这个石窟的规模仅次于孝文帝时代开凿的龙门第二大石窟古阳洞。洞壁两侧有4层大型浮雕，其中（自下而上）第三层北边的皇帝礼佛图和南边的皇后礼佛图合称帝后礼佛图，雕刻的是北魏孝文帝和文昭皇太后礼佛的情景，堪称雕刻极品。

        如今这件国宝已残缺不全，18组群雕剩下了15组，其中两组最精彩的皇帝礼佛图和皇后礼佛图，分别陈列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和堪萨斯州纳尔逊博物馆。许多人不禁疑惑：为什么中国的国宝——如此庞大的一件石刻作品，竟然会被摆到美国的博物馆里？ 

        20世纪30年代，北京琉璃厂，古董商岳彬算得上古玩街上的巨商，许多国宝都是经自他手转运出境的，包括盗卖龙门石窟北魏时期的帝后礼佛图。

        另一个不得不提到的人是美国人普·爱伦，他是以盗卖敦煌文物闻名的华尔纳的高足之一。他1925年跟随华尔纳来到中国，与当时美国驻华领事馆秘书贝尔等人，带着大批胶水和布匹来到敦煌，准备把285窟的全部壁画统统粘走，遭到当地人的阻止和驱逐，没有成功。此后，普·爱伦把目标转移到龙门石窟和其他地方。

        1928年，普·爱伦出任纽约博物馆的远东艺术部主任，成为一个以收集和盗窃中国古代文物为职业的“文物学家”。从此他一发不可收拾，从龙门、云冈等石窟中盗凿大量石雕佛像、头像一举世闻名的龙门奉先寺卢舍那大佛的右手掌、河北易县八佛洼山洞中的宋代三彩釉陶罗汉像以及大量殷周青铜器、明清官窑瓷器等等。当然，普·爱伦最为得意也最为惊人的“成就”是把帝后礼佛图成功地从龙门石窟盗运到美国。
1930年前后，普·爱伦来到龙门石窟，在宾阳中洞发现了帝后礼佛图，马上用照相机拍了下来，然后直奔北京找琉璃厂彬记古董商行的老板岳彬“订货”。双方签订协议——石头平纹人围屏像20件，议定价格为银洋1.4万元，期限5年。拿普·爱伦的话来说，不管它究竟是“孝文帝礼佛图”和“文昭皇太后礼佛图”浮雕，还是“石头平纹人围屏像20件”，按照片上的样子给搞定就行。

        岳彬重利之下，不惜工本，威逼当地石匠盗凿。一个漆黑的深夜，宾阳中洞，3名石匠借着微弱的灯光和手电筒光一块块地把孝文帝礼佛图和文昭皇太后礼佛图敲掉。他们昼伏夜出，持续数天，最终把两幅精美绝伦的帝后礼佛图变成了几麻袋碎块运到北京。接着，岳彬请来高手将碎石块粘对修配，经过数月才重新拼凑成皇帝礼佛图和皇太后礼佛图两块浮雕运往美国。只是，高手再高，盗凿的痕迹在浮雕上已是永远挥之不去。